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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时期中央官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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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8-9 11:12:5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曹操时期的司空、丞相掾属
  曹操 早年仕汉,曾“好作政教”,欲为汉征西将军,封侯。及董卓之乱,率土分崩,予操以逐鹿中原的机缘。操先仅有东郡,得荀或而喻为己之张子房。表明操有效法刘邦与群雄争夺天下的意图。建安元年(196年),操迎献帝都许,掌握封赏大权。自是之后,汉百官多为曹氏之人。由于操当时之军事实力,尚逊于袁绍,故操不能不把大将军让给袁绍,而自为司空。及官渡之役,操大败袁绍,成为中国首强。建安十一年(206年),操扫灭袁氏势力,放手大封功臣二十余人,皆为列侯。其余各以次受封。建安十三年(208年),操北征乌桓凯旋,进一步独揽事权,自为丞相。罢汉之三公官,惟留一御史大夫,亦由己之亲信郗虑担任。建安十六年(211年),操以世于丕为五官中郎将,置官属,为丞相副。另封三子为侯。这样,就为建立魏政权打好了基础。建安十八年(213年)五月,操迫献帝策命己为魏公,开始建立魏国政权。十一月,初置尚书、侍中、六卿。在此前四个月,操已进其二女于献帝,表示操虽准备取代汉室,但不拟伤害献帝,亦不绝其后嗣。建安二十一年(216年)夏,操进爵为魏王。秋,以魏大理钟繇为魏相国。二十二年(217年)夏,操设天子旌旗。以华歆为魏御史大夫。以五宫中郎将丕为魏太子。建安二十五年(220年)正月,操死,丕嗣位为丞相、魏王。二月,以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,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,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。三月,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。
  操尝言:“治平尚德行,有事赏功能。”当操图天下时,不能不广泛收罗负有众望和有实际才能的人。即操所谓“有事赏功能”。及功业基本建立之后,又嫉妒其中功高望重之人,思所以抑制之。于是,荀彧、崔琰被戮,毛阶免黜,程显亦“自表归兵”。此即操所谓“治平尚德行”,“尚德行”的真谛不过任用拘谨中乎人才,而排斥异能之士而已。
  操虽有为子孙谋万世之业的意图,但无从避免子孙因富贵而奢淫堕落的规律。曹魏先重用其亲族曹氏及夏侯氏,但自曹真死后,曹氏亲族便缺乏拔尖人才。曹叡身后,曹爽与司马懿并肩辅政,曹爽终为司马懿所吞噬。司马氏之揽魏政,虽云靠阴谋,亦由司马懿父子能有所作为,如收罗一批能建事功之人,如邓艾、州泰、土昶、王基、王淩、羊祜、卫瓘等,因之司马氏能凭仗中原之广土众民,次第灭蜀并吴,而统一中国。
  谈官职者,不能仅就官名而释职掌。因官吏行使职权,往往不只限于规定范围之内。比如刘晔任司空仓曹掾,从其职务看,不过管理仓谷,但由于刘晔多智略,又为操信任,故操每遇疑难之事,辄以函问晔。又如参司空军事之职,本系参与规划军谋,但其职由王朗、华歆等有名望学问而不擅长军谋者担任时,便只能从容论议了。
  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,官吏权限之大小,往往不只视其才能与担任何职务,而在于其与君主关系的亲疏。故魏之夏侯氏、曹氏,吴之孙氏皇族,纵才能中平,仍能担负方面重寄。又如丁斐,因与曹操同乡里,又为操所爱,故虽只为一典军校尉,但却能“总摄内外,每所陈说,多见从之”。又如司空军谋祭酒,虽云系提供军谋者,但常以饶丈才、善书檄者为之,如陈琳、阮瑀均是。又如名士邴原,虽“在军历署”,但“终不当事”。因此,不能仅凭官衔定其职务。又如操初用高柔为刺奸令史,并非因他与己亲近,而是“欲因事诛之”。刘备用许靖为太傅、司徒,亦仅利用其浮名,“以眩远近”。孙权以功高望重的陆逊“代顾雍为丞相”,口头上虽然说:“有超世之功者……必荷社稷之重”,实际上,不过为了就近监视陆逊,只一年左右,孙权即逼逊致死。基于以上等等情况,我们解释三国官制,不能全按官职名称述说,有些便需将用人与被用者的相互关系结合论说,始能接近
历史的真实。
  曹操早期由东郡太守起家,接着据有兗州,经过吕布之乱,危而后安,这一段是操之图存阶段。及操迎帝都许,收河南地,关中亦暂时服从。始进入争霸阶段。然而四周仍有强邻,可谓军事倥偬,不获宁息。故其设官置吏,亦多为军事服务。操始起兵,其手下将领有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洪、曹邵、曹仁、曹纯等,皆曹氏亲族。其异姓将吏,有卫兹、鲍信、典韦等,死于战斗;另有部将陈宫、别驾毕湛,或叛或逃。由是而论,操重用亲族,亦非无因。然而与强敌争,毕竟不能不掺用智谋之士。故随着曹操军事的扩张,其部下的官吏亦日益增多。操虽名为司空、丞相,实际是不折不扣的皇帝。操在正式建立魏国以前所设置的文武官员实际是新朝代的职官影子,现将操为司空、丞相时任命的官属按职务分述于下:
  因在战争时期,故操设置的官属亦以为军事服务者为多。例如担任军师的有苟攸、钟繇、华歆、凉茂、毛玠、成公英等;担任军师祭酒的有郭嘉、董昭、王朗、王粲、杜袭、刘放、孙资等;担任军谋掾的有徐逸、田豫、牵招、高堂隆、贾洪、薛夏、隗禧、韩宣、令狐劭等;任参司空及丞相军事的有荀彧、何夔、贾诩、华歆、王朗、裴潜、刘放、孙资、邢颙、陈群、张范、张承、仲长统、陈群、卫臻等;为司马的有荀或、典韦、典满、司马懿等。操所以设置这样多的参谋人员,除了因应付战争需要以外,还有广纳众谋,借以发现人才的含义。其中所以有些文人名士,是由于草拟军檄和装璜门面的原故。
  司空、丞相府没有主簿,掌管文书簿笈,并处理曹操身边众事。《三国志》卷19《陈思王植传》注引《典略》言丞相主簿杨修“总知外内,事皆称意。自魏太子以下,并争与交好。”杨修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家庭,“以名公子,有才能”,为操所用。但在曹植与曹丕争为太子的斗争中,杨修占在曹植一边。操“既虑终始之变”,又妒杨修颇有才策,故以杨修“前后漏泄言教、交关诸侯”为借口,把他杀掉。杨修所以能“漏泄言教”,系因在操身旁,典掌机密。又如贾逵为地方宫,以政绩卓著,受到曹操叹赏,以之为丞相主簿。贾逵曾因故与其他三主簿一同署名谏操,从知主簿同时共有四名之多。出纳教今是主簿职务之一。当操征讨刘备时,曾先遣逵至斜谷观察形势,说明主簿有时亦外出执行其他任务,并非只在丞相府内供职。
  丞相长史,官位高于主簿,但接触丞相的时间较少,有时设左右长史。原来做过丞相军祭酒及侍中要职的杜袭后领丞相长史。杜袭随操到汉中讨张鲁时,操加封他为驸马都尉,留督汉中事。并挑选他为镇守长安的留府长史,驻关中。当然,以上并非长史所应有的经常职务。《通典》卷21说:长史“盖众史之长也,职无不监”。长史既署理诸曹事,也办理丞相付与的临时任务。
  曹操为司空、丞相时,掾属分东、西曹,主要职务都典管选举。东曹主二千石长史及军吏,西曹主府史署用。担任过东曹掾的队毛价和崔琰的政绩比较突出。据《三国志》卷12《毛玠传》载:
  太祖为司空、丞相,玠尝为东曹掾,与崔琰并典选举。其所举用,皆清正之士,虽于时有盛名,而行不由本者,终莫得进。务以俭率人,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。虽贵宠之臣,舆服不敢过度。太祖叹曰:“用人如此,使天下人自治,吝复何为哉!”文帝为五官将,亲自诣玠,属所亲眷。玠答曰:“老臣以能守职,幸得免戾,今所说人非迁次,是以不敢奉命。”大军还邺,议所并省。玠请谒不行,时人惮之,咸欲省东曹。乃共白曰:“旧西曹为上,东曹为次,宜省东曹。”太祖知其情……遂省西曹……玠居显位,常布衣蔬食。
  由上可知:(1)东曹掾的官品虽不高,因执掌用人大权,故为时人所重,认为是“显位”。(2)像毛玠这样的人担任选举官,确能起一些有利于廉政建设的作用。这也是与曹操对他的重用和支持分不开的。(3)像毛玠这样清正不阿的人,下受群僚的嫉妒,上不能满足太子等上层亲贵的贪求;同时,引用的人多了,也为操所猜防、这些都为毛玠日后遭免黜留下了祸根。
  当崔琰初授东曹时,操曾下教说:“君有伯夷之风,史鱼之直,贪夫慕名而清,壮士尚称而励,斯可以率时者已。故授东曹”。《三国志》卷12《崔琰传》注引《先贤行状》说:
  琰清忠高亮……正色于朝。魏氏初载,委授铨衡,总齐清议。十有余年,文武群才,多所明拔。朝廷归高,天下称平。
  后来魏国建立以后,崔琰为尚书,毛玠为尚书仆射,二人共典选举。情况已如上述。崔琰的声望更大于毛玠,但结局比毛玠更坏。崔琰既为怨者所诽谤,曾被朱灵誉为“此乃真明主”的曹操也害怕琰的声望危及其身后政权,因之终以莫须有的罪名,逼使崔琰自杀身亡。
  做过司空西曹掾的有陈群,他后来又“为侍中,领丞相东西曹掾”。做过丞相西曹属的有蒋济、邵悌。属小于掾而大于令史。做过司空西曹令史、迁为属的有梁习,做丞相西曹议令史的有卢毓。
  丞相理曹掾属的职务也比较重要。如《三国志》卷1《武帝纪》载操建安十九年(214年)十二月今曰:
  夫刑,百姓之命也,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,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,吾甚惧之。其选明达法理者,使持典刑。
  说明曹操对担任理曹掾属的人选是重视的。《资治通鉴》卷67建安十九年(214年)载:
  操以尚书郎高柔为理曹掾。旧法:军征士亡,考竟其妻子,而亡者犹不息。操欲更重其刑,并及父母兄弟。柔启曰:“士卒亡军,诚在可疾,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,愚谓乃宜贷其妻子,一可使诱其还心;正如前科,固已绝其意望,而猥复重之,柔恐自令在军之士,见一人亡逃,诛将及己,亦且相随而走,不可复得杀也。此重刑非所以止亡,乃所以益走耳。”操曰:“善”!即止不杀。
  由上可知,封建刑法对人民反抗服兵役的处罚是极其严酷的。高柔由丞相理曹掾调为颍川太守后,“复还为法曹掾”,还做过侍御史、治书执法、廷尉等属于司法方面的工作,达二十余年之久:做了一些减轻刑法和有益于民的事。
  司空、丞相府还有掌管粮谷的仓曹掾属,任其职者有刘晔、刘廙、高柔、裴潜、傅干、杨修等,都是比较有名的官员。蜀汉丞相仓曹掾曾由姜维担任。吴国未见有仓曹掾属,但设有节度,掌军粮谷,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主之,详死,以诸葛恪代之。诸葛亮闻知,与陆逊书曰:“家兄年老,而恪性疏,今使典主粮谷,粮谷,军之要最,仆虽在远,窥用不安,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。”逊以白权,权即转恪领兵。由此观之,掌管粮谷的仓曹掾是重要的官职。
  另外,丞相下面有户曹掾,掌民户、祠祀、农桑;有兵曹掾,掌兵事;文学掾,掌教授太子诸王文史经书。这些职宫,史书未有何记述。
  前已叙及,曹操以司空掾属国渊典屯田事;以司空掾王修行司金中郎将。两人均做出重要贡献。现只谈一下操设置校事以刺察群臣的概况。据《三国志》卷24《高柔传》载:
  魏国初建,(柔)为尚书郎,转拜丞相理曹掾……复还为法曹掾。时置校事卢洪、赵达等,使察群下。柔谏曰:“设官分职,各有所司。今置校事,既非居上信下之旨,又达等数以憎爱,擅作威福,宜检治之”。太祖曰:“卿知达等,恐不如吾也。要能刺举而办众事,使贤人君子为之,则不能也。昔叔孙通用群盗,良有以也”。达等后奸利发,太祖杀之,以谢于柔。
  由上可知,随着魏国政权的建立,官吏队伍的增加,曹操和臣僚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深化,因此曹操便利用一些非世族的新进人物来检举世家出身的所谓“贤人君子”,从而约束世族势力的过分膨胀,这就是校事官职所以设置的原因所在。关于此事本书第六章亦已有论述。
  总括以上叙述,可知操为司空、丞相时的掾属,实际即是操自身政权的文武百官。他们的官衔虽不显贵,但实际行使着所谓三公、九卿及尚书、侍中等重要职务。这是曹魏职官的重要阶段。
  刘备和孙权在未称王以前的所属掾属,也同曹操为司空、丞相时大致类似,因限于篇幅,就不另叙说了。

二、三公及诸卿
  前已叙及,建安十八年(213年),曹操进爵为魏公,开始建立魏国政权,初设尚书、侍中、六卿。建安二十一年(216年),操为魏王,进一步加强统治机构,以钟繇为魏相国,华歆为御史大夫。建安二十四年(219年),钟繇因其所辟西曹掾魏讽谋反而免职。建安二十五年(220年),操死,子丕继位为魏王,以华歆为相国,贾诩为太尉,王朗为御史大夫。同年,丕代汉为帝,复置三公官,改相国为司徒,名列太尉之后。改御史大夫为司空。以贾诩为太尉,华歆为司徒,王朗为司空。黄初四年(223年),贾诩死,仍以钟繇为太尉。从三公各自的职务言:太尉主兵事;司徒主民事,司空主水土事。凡国家有大兴造、大疑难事,三公共同讨论。国家有过失,三公共同进谏。在西汉初期,丞相的权力还是较大的:他上辅皇帝,下领百僚,可以推荐三公以下的官吏。丞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向皇帝奏请,辄诛犯罪官吏;丞相总领郡国计簿,负责对郡守、县令进行考绩。景帝、武帝不断削弱丞相权力。原先太尉官阶低于丞相,武帝废太尉,封外戚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,是为最高武职。武帝临终,令外戚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,辅佐昭帝。尚书原为少府属官,其长官尚书令的秩位亦不过相当于县令,职责是给皇帝管理文书。臣民上书,先由尚书拆阅,以决定是否上呈给皇帝。这样遇有重要事件,不领尚书事的丞相事先就不知道。说明外朝丞相的实权已为内朝领尚书事的大将军所取代。刘秀重建东汉政权后,鉴于权臣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,继续削减相权,三公的权力更形下降,三公不领尚书事,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。曹操迎献帝都许后,以荀彧为汉侍中、守尚书令,一些军政农经大事,曹操多与荀彧商议处理。荀彧推荐了许多人担任要职。曹操所以能独揽大权,并非由于他为司空和丞相,而是由于他手握强兵,这是权臣揽权的特殊情况,那时担任御史大夫的郗虑,亦不过处处秉承操的意旨办事而已。
  曹魏三公并无多少实权,《三国志》卷24《高柔传》言:
  魏初,三公无事,又希与朝政。柔上疏曰:“……今公辅之臣,皆国之栋梁,民所具瞻,而置之三事,不使知政,遂各偃息养高,鲜有进纳。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……自今之后,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,宜数以咨访三公”。
  以上是黄初四年(223年)廷尉高柔给曹丕上疏所说的话。自属可信。三公虽无决策大权,毕竟宫高禄厚,又有学行资望,且可辟用掾属,故仍为臣民所慕仰,也受到皇帝一定程度的尊礼。如曹丕有一次望见钟繇、华歆、王朗,而对左右日:“此三公者,乃一代之伟人也,后世殆难继矣”。那时,钟繇有膝疾,华歆亦高年疾病,朝廷即令二人乘舆上殿就坐。“是后三公有疾,遂以为故事”。时人对物色三公人选亦持严肃态度。如散骑侍郎孟康推荐崔林任司空时说:“宰相者,天下之所瞻效,诚宜得秉忠履正、本德仗义之士,足为海内师表者”。徐邈因朝廷任命自己为司空,乃叹曰:“三公论道之宫,无其人则缺,岂可以老病忝之哉”!遂固辞不受。贾诩足智多谋,又有拥护曹丕为太子之功,可是当贾诩被丕任命为太尉后,仍旧受到孙权的讥笑。说明当三公者仅有智能而无德望,仍受人讥议。《三国志》卷49《士燮传》载,当交州刺史丁宫被征还朝时,对其属吏士壹说:“刺史若侍罪三事,当相辟也”。后来丁宫当了司徒,果然辟士壹为掾属,说明三公有自辟用僚属之权。又如《三国志》卷11《袁涣传》载,陈郡袁涣为郡功曹,“后辟公府,举高第,迁侍御史。”按魏晋礼制,诸卿见三公,都要跪拜,桓范被任命为冀州刺史,他不愿受镇北将军吕昭的节制,谓其妻曰:“我宁作诸卿,向三公长跪耳,不能为吕子展屈也”。正因为三公位尊望重,所以当曹爽辅政时,吏部尚书何晏掌管用人大极,威势显赫,但他仍找管辂占卜,问己能否当上三公。由此可知在三国初期,三公虽无实权,但仍为时人尊重。不仅舆论界对之有较高的要求,就是被任命为三公者也往往严格要求自己,不改玷辱这样崇高而需符众望的职任。
  曹丕代汉为帝后,先以夏侯惇为大将军,继以曹仁为大将军、大司马。黄初七年(226年)曹丕死,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征东大将军曹休、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曹叡。曹叡即位,以太尉钟繇为太傅,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,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。司徒华歆为太尉,司空王朗为司徒,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,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。以上,太傅、大司马、大将军秩位均在三公上,唯骠骑大将军稍低于司空。曹叡临死,余人皆去世,只剩下了官为太尉的司马懿。曹叡用刘放、孙资议,特地提拔了曹真之子武卫将军曹爽为大将军,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少主曹芳。爽、懿共督中外诸军、并领尚书事。至正始十年(249年),司马懿发动兵变,一举诛灭曹爽兄弟及其亲党。自是之后,魏政全归司马氏,于是往日皇帝成为傀儡的局面再次出现,三公亦惟司马氏之马首是瞻,谈不上有什么权柄了。
  底下,谈谈曹丕、曹叡统治时诸卿官职情况。
  太常秦时叫奉常,汉景帝改称太常,王莽称秩宗(秩,职也;宗,祖庙也。秩宗主要掌管有关宗庙祭祀等事宜)。东汉又恢复太常之名(常,是庙中引神的旗帜)。太常掌祖庙祭祀事。太常的主要职掌既是祭祀,故经常素食。《汉官仪》载谚语曰:“居世不谐为太常妻,一岁三百六十日,三百五十九日斋,一日不斋醉如泥。既作事,复低迷”。
  建安十八年(213年)魏国始建社稷宗庙。二十一年始置奉常、宗正官。黄初二年(221年),由于孙权遣使奉章表示归服,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,封吴王,加九锡。太和三年(229年),洛阳宗庙建成,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、大皇帝、武帝、文帝神主于邺。青龙二年(234年)汉逊位皇帝山阳公薨,使使持节行司徒和洽吊祭。正始二年(241年)少帝曹芳初通《论语》,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,以颜渊配。
  由上可知,太常的职务主要是祭祠祖宗、天地、圣贤及前往封拜重要属国之王等。太常的属官有太史、太祝、太宰、太药、太医、太卜六令丞及博士祭酒等。
  光录勋 秦称郎中令,汉武帝改称光录勋。王莽称司中。东汉又称光录勋。曹操为魏公后,设郎中令。黄初元年又称光录勋。
  光录勋掌宿卫宫殿门户。勋与阍同音同义,阍者掌守宫殿门。光录勋除守卫宫门外,还不时侍卫皇帝,有时给皇帝传送诏旨,备顾问及进谏。曹魏时担任郎中令或光录勋者有袁涣、王修、和洽、崔林、高堂隆、缪袭、卢毓、王肃等。从以上诸人传看,并未留下什么事迹,这是因为宿卫宫殿门户事情比较单调,且宫闱事密,鲜为史家所知。同时激循宫内者尚有卫尉,宫外则有司隶校尉担任监举犯法者,故光录勋的职务并非很重要。如卢毓原为吏部尚书,曹爽为了把用人大权收归自己,乃以其亲信何晏代毓,而出毓为廷尉,旋又转毓为光录勋。说明光录勋的权限不仅逊于吏部尚书,且也逊于廷尉。只是光录勋毕竟接近皇帝,故向皇帝进谏的机会亦较多。如高堂隆为光录勋时,向魏明帝上的谏疏即以深刻著称。
  光录勋所以又称郎中令,即因属下多郎,为郎者多由父祖荫庇,靠自己德行才力而进者是少数。郎是官吏的候补者,因郎常在皇帝左右,所以容易升迁,两汉时由郎出身的官吏甚多。
  光录勋的属官有谒者,掌宾赞受事,其长官称谒者仆射,亦名大谒者。
  光录勋的属官还有三都尉:奉车都尉,掌御乘舆车;驸马都尉,掌副车马匹(魏晋之后,尚公主者必拜此宫);骑都尉,领羽林骑。
  一些旧史书谓光录勋属下有大夫、中郎将等官,但从三国史笈观之,光录勋并无如此大的权力。如《三国志》卷14《蒋济传》言曹丕代汉后,蒋济“出为东中郎将……入为散骑常侍”,及统领诸军镇守合肥的大司马曹仁死后,蒋济复“为东中郎将,代领其兵”。手握重兵的蒋济,决非光录勋所能领导。至于前时五官中郎将的担当者乃是曹丕,这种五官中郎将乃系“为丞相副”,高出所有文武百官。《晋书》卷30《刑法志》言:
  其后,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,命司空陈群、散骑常侍刘邵、给事黄门侍郎韩逊、议郎康嶷、中郎黄休、荀诜等删约旧科,傍采汉律,定为魏法。
  以上的常侍、侍郎、议郎等都是名臣硕儒,亦非光录勋所能领导。我们阅读古书,宜结合当时具体情况进行探讨,不可墨守书本上文字规条。
  卫尉 秦代即有是官,汉景帝一度改称中大夫令,不久即恢复原名。卫尉掌宫门卫士,徼循于宫中。卫尉寺在宫中,其属官较著名的是公车司马今,简称公车令,掌警卫司马门。经过司马门的人都要下车步行。公车是官署名,凡臣民上书和被征召者,都由公车接待。《史记》卷126《滑稽?东方朔传》谓“朔初入长安,至公车上书。”《三国志》卷19《陈思王传》言:曹“植尝乘车行驰道中,开司马门出。太祖大怒,公车令坐死,由是重诸侯科禁,而植宠日衰。”可见不得曹操特允,都不能私自开司马门及行驰道中。
  太仆 秦汉皆有是官,王莽一度改名为太御,职务是给皇帝供应车马。有时太仆亲自为皇帝驾车。养马是太仆职务之一,《汉书》卷5《景帝纪》言中元六年(前144年),匈奴“入上郡,取苑马,吏卒战死者二千人”。师古注引如淳曰:“《汉仪注》太仆牧师诸苑(养马处)三十六所,分布北边、西边,以郎为苑监,官奴婢三万人,养马三十万疋”。曹魏养马情况、史书失载,然据《后汉书》卷84《列女?董祀妻》载蔡文姬对曹操说:“明公厩马万匹”,则曹魏养马当必不少。太仆既常接近君主,又执掌马政,故职位亦非无关紧要。
  廷尉 秦时即有是官,汉景帝改称大理,自后或称廷尉,或称大理。魏初称大理,曹丕改称廷尉。廷尉掌刑法狱讼,“廷”字系直、平之义,治狱贵直而且平,故以为号。古代凡掌贼盗及掌司察之官皆称尉。言以武力为后盾也。廷尉是各地上诉的最高司法机构。《三国志》卷24《高柔传》载:
 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归,营以为亡,表言逐捕,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。盈连至州府,称冤自讼,莫有省者,乃辞诣廷尉。
  经过廷尉高柔设法断案,确定为同营士焦子文借钱害命。由是朝廷颁发“诏书,复盈母子为平民”。同上传又载:
  (文)帝以宿嫌,欲在法诛治书执法鲍勋,而柔固执不从沼命。帝怒甚,遂召柔诣台(《资治通鉴》胡注谓:台指尚书台)。遣使者承旨至廷尉,考竟勋,勋死,乃遣柔还寺。
  以上材料说明专制皇帝可以枉法杀人(但此举失人心,后来司马氏专魏政,群臣反对司马氏者甚少,未必与此类事无关)。廷尉高柔能依法不从诏命,总算有一点护法行为。汉魏时,大臣有罪或皇帝有诏命,则“召致廷尉”,即被送到廷尉寺作最后处理,故大臣闻之多自杀。
  廷尉的属官有大理、大理平、大理监,是为廷尉三官,廷尉对案件的判决,三官还可以提出驳议。如《三国志》卷12《鲍勋传》言:
  (文)帝从寿春还,屯陈留郡界,太守孙邕见,出过勋。时营垒未成,但立标埒,邕邪行不从正道。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,勋以堑垒未成,解止不举。大军还洛阳,曜有罪,勋奏绌遣,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。诏曰:“勋指鹿作马,收付廷尉”。廷尉法议:“正刑五岁”。三官驳:“依律罚金二斤”。帝大怒曰:“勋无活分,而汝等敢纵之!收三官已下付刺奸,当令十鼠同穴”。太尉钟繇、司徒华歆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侍中辛毗、尚书卫臻、守廷尉高柔等并表“勋父信有功于太祖”,求请勋罪。帝不许,遂诛勋。勋内行既修,廉而能施,死之日,家无余财。……莫不为勋叹恨。
  由上可知,法律并不能约束皇帝的淫威,然而,三官总算可以提出自己的异议,毕竟比世人皆钳口不言好一点。又如《三国志》卷12《司马芝传》言:
  司马芝……迁大理,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,吏疑女工,收以付狱。芝曰:“夫刑罪之失,失在苛暴。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,若不胜掠,或至诬服。诬服之情,不可以折狱。且简而易从,大人之化也。不失有罪,庸世之治耳。今宥所疑,以隆易从之义,不亦可乎!”太祖从其议。
  司马芝的话,虽不合乎应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,但在专制法律动不动就酷刑拷打、每每冤杀无辜平民的残虐情况下,还是不无可取的。
  大鸿胪 秦称典客,汉景帝改称大鸿胪。王莽称典乐,东汉三国均称大鸿胪。大鸿胪掌与诸侯国及少数民族有关事宜。
  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,孙权因阴谋夺取荆州,遣使表示降操。及黄武元年(222年)孙权大败刘备后,又复叛魏。魏三公奏请“免权宫,鸿胪削爵土”。说明鸿胪是掌管属国和少数民族事务的。曹丕对兄弟诸王颇苛刻,“兵人给其残老,大数不过二百人。”对曾与他争夺太子宝座的曹植更“事事复减半”。还不时向藩国调发士息。后来曹植向曹叡上书言:“被鸿胪所下发士总书,期会甚急。”可知向藩国调发士息,亦属大鸿胪职责之一。“鸿”,大也;胪,传也。皇帝接见诸侯或属国酋长时,掌赞礼者大声传呼之,故称大鸿胪,又称典客。传呼声与乐声并作,故王莽名之曰典乐。大鸿胪最经常的职掌即典诸侯王等朝见天子的礼仪。
  宗正 亦秦宫,汉平帝时,王莽专权,改称宗伯。莽代汉,并其官于秩宗(太常)。东汉复称宗正。掌皇族与外戚事务。两汉皆以刘姓宗室充任。就史书所见,曹魏时任宗正者仅有曹恪、曹楷,分别见于《晋书》卷19《礼志上》及卷31《后妃?文明王皇后传》。未叙有具体事迹。魏既苛待亲族,又禁外戚干政,宗正之职自然处于无关紧要地位。司马氏专魏政之后,更以光录勋郑袤兼领宗正,表明宗正更不受重视了。
  大司农 秦名治粟内史,景帝改称太农令。武帝改称大司农。王莽先改羲和,继名纳言。东汉复名大司农。魏初设大农,黄初二年(221年)改大司农。蜀、吴亦各有大司农。《后汉书?志》第26《百官三》言大司农的职掌说:
  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。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。其逋未毕,各具别之;边郡诸官请调度者,皆为报给,损多益寡,取相给足……郡国盐官、铁官本属司农,中兴皆属郡县。又有廩牺令,六百石,掌祭祀、牺牲、雁鹜之属,及洛阳市长、荥阳敖仓官,中兴皆属河南尹,余均输等皆省。
  大司农到东汉时,虽仍说掌钱谷,但也只掌国家钱谷的不大部分,且主要附属机构已不存在,故经济颇形拮据。
  三国为扰攘多事之秋,大司农的经济收入自然更差,因之只能供给一些如同水利工程之类的兴建工钱,如《水经注》卷9《沁水》注引《魏土地记》载魏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给魏明帝上表曰:
  臣被明诏,兴河内水利,臣既到检行……方石可得数万余枚,臣以为方石为门,若天亢旱,增堰进水……经国之谋,暂劳永逸,圣王所许,愿陛下特出臣表,敕大司农府给人工,勿使稽延,以赞时要。
  由上可知,大司农的职掌之一是为兴修水利等事业出雇工钱。我们前已言及,典农官并不隶属于大司农。假若大司农是司马孚的顶头上司,他就不会绕过大司农而请求皇帝转“敕大司农府给人工”了。据《后汉书》卷41《钟离意传》:
  钟离意……显宗即位,征为尚书,时交阯太守张恢坐臧千金,征还伏法,以资物簿入大司农。诏班赐群臣……时诏赐降胡子缣,尚书案事,误以十为百,帝见司农上簿,大怒,召郎(尚书郎),将答之。意因入,叩头曰:“过误之失,……臣位大罪重,郎位小罪轻,咎皆在臣,臣当先坐。”乃解衣就格(榜床)。帝意解,使复冠而贳郎。
  由上可知,朝廷没收贪官赃物,交由大司农保管。赏赐少数民族的纺织品由大司农拨发。但这些物资的调入和拨发,都不由大司农作主,大司农的职责只是保管。至于把物资发放给谁及数额多少,均由尚书秉承皇帝的意旨行事。故数字有错,也只能归罪于尚书,而与司农无关。曹魏时,国有土地多由典农官管理和耕种,曹魏以谒者仆射监盐官,以司金中郎将掌制铁器,至于军粮调拨,特设有度支尚书管理。吴国亦设有节度官掌调拨军粮,所以三国时的大司农职权比东汉时还要缩小,自不待言。
  少府 秦和两汉均置少府,王莽称共工。少府与大司农同管财货。大司农管国家财货,少府管供养皇帝。《汉书》卷19上《百官公卿表》言少府“掌山海池泽之税,以给供养”。《后汉书?百官志》言:“少府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。”少府在诸卿中属官最多,机构庞大。其中最重要的属官是尚书、侍中及御史中丞,其权柄之大,超过少府本职,此容后再作叙述。少府属官见于三国史笈者有守宫令、尚方令、御府令等。守宫令掌御用纸、笔、墨、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。荀彧于灵帝中平六年(189年)即曾“拜守宫令”。尚方令,掌制御用刀剑弩机诸上好器物。《三国志》卷24《王观传》言:
  王观……徙少府,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村,及诸私用之物。观闻知,皆录夺以没官。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。爽等奢放,多有干求,惮观守法,乃徙为太仆。
  御府令,《宋书》卷39《百官志》言御府“典宫奴婢作亵衣服补浣之事”。《三国志》卷55《蒋钦传》言孙权赞叹蒋钦“在贵守约,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,改易帷帐,妻妾衣服悉皆锦绣。”又《三国志》卷25《杨阜传》言:
  阜(时为少府)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,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。吏守旧令,对曰:“禁密,不得宣露。”阜怒,杖吏一百,数之曰:“国家不与九卿为密,反与小吏为密乎?”帝闻而愈敬惮阜。
  由上可知,连身为少府的杨阜都不知后宫人数,而必须向御府吏询问。御府吏因常给后宫人员制作衣服,故能知之。御府吏连其顶头上司杨阜都不敢告知,说明皇帝对后宫人数的保密异常严厉。杨阜曾因年凶民饥,军用不足,而上书请曹叡“发明诏,损膳减服,技巧珍玩之物,皆可罢之”。说明少府所属部门供皇室吃穿玩乐的珍奇宝物必然很多。
  以上太常、光录勋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九个职官通常称之为“九卿”。以上杨阜在责数御府吏的话中,也提到“九卿”。与九卿同级别的还有执金吾及将作大匠等。
  执金吾 秦称中尉,汉武帝改执金吾。王莽称奋武。东汉复称执金吾。魏先称中尉,黄初元年(220年),改称执金吾。职掌为宫外巡卫。吾当御讲,言执金革,以御非常。卫尉巡行宫中,执金吾则徼循京师。天子出行,执金吾为先导。《后汉书?志》第27《百官志四》刘昭补注引《汉官》曰:
  执金吾缇骑二百人,(持戟)五百二十人,舆服导从,光满道路,群僚之中,斯最壮矣。世祖叹曰:“仕宦当作执金吾。”
  执金吾的属官有武库令,主兵器。司马懿发动夺权兵变时,先部勒兵马,占据武库。史书叙述曹爽的罪过亦称爽擅取“武库禁兵”。可见武库中所藏之兵器颇为掌权或欲夺权者瞩目。
  将作大匠 秦称将作少府,景帝改将作大匠,掌修建宫室。《后汉书?百官志四》言将作大匠“掌修作宗庙、路寝、宫室、陵园本土之功,并树桐梓之类,列于道侧。”注引《汉官篇》曰:“树栗椅桐梓”。可见统治者对自己生时及死后的享受都同样注意。广植树木既美化环境,也可增产建筑木材。曹魏直臣杨阜任将作大匠时,对明帝好治宫室等弊政,曾上疏谏诤。

三、尚书、侍中、中书等近官
  尚书 秦汉时,尚书本是少府属官,职务是给皇帝掌管文书(尚字作主、掌解)。汉武帝以宦者执掌文书,称中书谒者令。司马迁受腐刑之后,即曾为中书令,史称迁“尊崇任职”。宣帝时,弘恭为中书令,石显为中书仆射,二人皆宦官。元帝时,弘恭死,石显为中书令。《汉书》卷93《佞幸?石显传》言:
  元帝……以显久典事,中人无外党,精专可信任,遂委以政。事无小大,因显白决,贵幸倾朝,百僚皆敬事显……初元中,前将军萧望之及光录大夫周堪、宗正刘更生皆给事中。望之领尚书事,知显专权邪僻,建白以为“尚书百官之本,国家枢机,宜以通明公正处之,武帝游宴后庭,故用宦者,非古制也。宜罢中书宦官,应古不近刑人”……元帝不听,由是大与显忤,后皆害焉,望之自杀,堪、更生废锢。
  由上可知,尚书与中书本为一官,因宦官被称为中人,故当他们主管文书时,称之为中书官。由土人主其事,则称尚书,故萧望之称“尚书为百官之本”。至于尚书与中书各自为独立的机构,则在曹魏时。汉成帝时,虽罢中书宦者,但后权归外戚,卒成王莽代汉之局。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,鉴于王莽窃权,“政不任下,虽置三公,事归台阁”。台阁即指尚书台。尚书台与后世的尚书省,名异而实同。东汉最后一个掌权的外戚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。董卓专政时,委政于守尚书令的王允,允因得与大臣谋杀卓。建安元年(196年),曹操迎献帝于洛阳,首先“自领司隶校尉,录尚书事”。献帝都许后,操以其亲信要员荀彧“为汉侍中,守尚书令”。操“虽征伐在外,军国事皆与或筹焉”。史称荀彧在台阁,持心平正,不任用自己的不肖群从兄弟。荀彧日后所以为操所忌,乃因他引进智谋之士甚多,社会政治影响广泛,有举足轻重之势。且又有不赞成操代汉的意向。建安十七年(212年),操杀或,次年,操即建立魏国,以荀攸为第一任尚书令,再下一年,荀攸死于从操征讨孙权途中。我怀疑荀攸亦非善终。无论我这个揣测是否符合实际,尚书令职任的重要是无可置疑的。从荀攸死后,操任用之尚书令皆不复有功能甚高者,盖操为代汉与子孙计,不愿把大权分给容易养成权势之人故也。
  曹操晚年所猜防能危及其政权者在异姓世族。曹丕时则转而排斥同生手足,虽仍继承其父之重用亲族曹氏、夏侯氏政策,但亦逐渐起用异姓世族陈群、司马懿等人。丕晚年更将操提防异姓的措施抛之脑后,使陈群、司马懿与同姓大员曹真等共录尚书事。曹叡不仅对司马懿特加倚重,对懿之长弟司马孚亦甚青睐,他曾赞叹说:“吾得司马懿二人,复何忧哉!”于是转孚为度支尚书,“后除尚书仆射,进爵昌平亭侯,迁尚书令”。曹叡临死,令曹爽、司马懿辅少帝。少帝即位,“加曹爽、司马懿侍中,假节钺,都督中外诸军,录尚书事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74景初三年(239年)胡注:“爽、懿既督中外诸军,又录尚书事,则文武太权尽归之矣。”
  东汉时,尚书台不仅是天子政令所自出,而且也是总揽政务的机构,其长官尚书令总揽纲纪,无所不统。每会同,尚书今与御史中丞、司隶校尉皆专席而坐。当时京师号称“三独坐”。实际后二官的权势远远不能同尚书今相提并论。尚书令的副手为尚书仆射。曹魏置尚书仆射一或二人,二人并置时称左右仆射。若尚书令缺,由左仆射代行令事。蜀、吴均只置一仆射。据《晋书》卷24《职官志》的记述,魏有吏部、左民、客曹、五兵、度支共五曹尚书。吏部亦称选部,主选用官吏。左民主缮修功作、盐池园苑,客曹主少数民族及外国事务。五兵主中兵、外兵、骑兵、别兵、都兵。度支主军国支计。其中以吏部尚书为最重要,授此职者直称吏部尚书。其他往往只称尚书,而不提其曹名。魏时以五曹尚书、二仆射、一令为八座。曹叡时,陈矫为尚书令,曹叡尝猝至尚书门,矫跪问叡:“陛下欲何之?”叡答:“欲案行文书耳。”矫曰:“此自臣职分,非陛下所宜临也。若臣不称职,则请就黜退,陛下宜还”。于是叡惭而返。史颇称述陈矫的亮直。同时也表明了尚书令职权的受尊重。又贾诩劝李傕等攻长安成功,傕等感诩,欲以诩为尚书仆射。诩辞曰:“尚书仆射,官之师长,天下所望,诩名不素重,非所以服人也。纵诩昧于荣利,奈国朝何!”于是以诩为尚书,“典选举,多所匡济,傕等亲而惮之”。当荀彧为尚书令时,曹操以或功大,上表献帝赠彧官爵,“彧固辞,不通太祖表”。说明尚书今有决定是否将臣下表疏呈给皇帝省览的权限。《全后汉文》卷34引应劭《汉官仪》说:
  凡三公、列卿、将、大夫、五营校尉行复道中,遇尚书令、仆射、左右丞,皆回车豫避,卫士不得迕台官,台官过,乃得去。
  由上可知,所有尚书令仆及左右丞都受到朝中大小官员的尊礼,这是与尚书台官职任的重要分不开的。
  曹魏尚书台置左右丞各一人,秩位在尚书下,应劭《汉官仪》说:“尚书令、左丞,总领纲纪,无所不统;仆射、右丞掌廩假钱谷。”看来,尚书左右丞是协助令仆掌管台内所有工作与纠举违法事件的。
  三国时,皇帝身边的近臣,还有侍中、散骑常侍、给事中等宫。
  侍中 职掌主要是:备顾问,拾遗补缺。另外,也有赞导、陪乘、出而负玺以至照料皇帝日常生活等事。至少在西汉已有侍中之职,随着君权的加强,侍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。东汉末年,为侍中者已多世家硕儒,如杨彪、黄琬、荀悦、荀爽、卢植等。魏国既建,首设“尚书、侍中、六卿”,从亲近皇帝言,侍中尚胜过尚书。最早为魏侍中的有王粲、杜袭、卫觊、和洽四人。王粲出身于“名公之胄”,又饶有才学,为操所信任,先为丞相掾,继迁军谋祭酒。《三国志》卷21《王粲传》言粲“拜侍中,博学多识,问无不对。时旧仪废弛,兴造制度,粲恒典之”,说明侍中的职务尚有兴造制度。据《三国志》卷23《杜袭传》言:
  杜袭……魏国既建,为侍中,与王粲、和洽并用。粲强识博闻,故太祖游观出入,多得骖乘。至其见敬,不及洽、袭。袭尝独见,至于夜半,粲性躁竞,起坐曰:“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?”洽笑答曰:“天下事岂有尽邪?卿昼侍可矣,悒悒于此,欲兼之乎!”
  从杜袭与曹操谈话时间之长看,也可窥知侍中职掌范围的广阔,并非用文字所能概括。《三国志》卷25《辛毗传》载:
  辛毗……文帝践昨,迁侍中,赐爵关内侯……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。时连蝗民饥,群司以为不可。而帝意甚盛。毗与朝臣俱求见,帝知其欲谏,作色以见之,皆莫敢言。毗曰:“陛下欲徒士家,其计安出?”帝曰:“吾不与卿共议也。”毗曰:“陛下不以臣不肖,置之左右,厕之谋议之宫,安得不与臣议邪!”
  案侍中职在皇帝左右,说明其亲近;“厕之谋议之官”,说明其“谋议”的范围是不受限制的。《三国志》卷3《明帝纪》注引《魏书》言曹叡幼时,为操所爱,“每朝宴会同,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。”《明帝纪》注又引《世语》言:曹叡与朝臣素不接,即位之后,“独见侍中刘晔,语尽日”。说明侍中为大臣中比较接近皇帝者,故时人每以侍中近臣为荣,而朝廷为了宠异大臣,亦多加之以侍中官号。如魏少帝曹芳即位后,对辅政大臣曹爽、司马懿皆加“侍中,假节钺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”。当刘备败于夷陵后,督江北军以防魏师的黄权,因归蜀路绝,被迫投魏,曹丕“拜黄极为侍中、镇南将军,封列侯,即日召使骖乘”。封蜀将以军职是顺理成章的,拜侍中则是以殊礼宠异黄权。曹丕代汉前,群臣劝进达十四次之多,其中以魏王侍中刘廙、辛毗领衔者五次,以魏尚书令桓阶领衔者三次。以其他官员领衔者,均不过一、二次。凡此都说明侍中为魏腹心之宫。诸葛亮《出师表》特别举出侍中郭攸之、费祎及黄门侍郎董允三位宫中要员。要刘禅“事无大小,悉以咨之,然后施行。”充分说明侍中内臣的重要性。侍中与尚书同为枢要之职,侍中掌机密、尚书统政事。吴国担任侍中的是仪、徐详、胡综三人,被陈寿称为“皆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”。
  散骑常侍和散骑侍郎 据《晋书》卷24《职官》言:秦代已有散骑和中常侍。东汉初,省散骑,中常侍用宦者。魏黄初初,将散骑与中常侍合为一官,因不用宦者而用士人,故省去“中”字,称散骑常侍。其职掌是规谏皇帝,无专管职务。侍中与散骑常侍同在皇帝左右扶侍,侍中居左,常侍居右,皆备皇帝顾问、拾遗补缺。据《三国志》卷4《高贵乡公髦传》言:
  诏曰:“今车驾驻项,大将军(指司马昭)恭行天罚,前临淮浦。昔相国大司马征讨,皆与尚书俱行,今宜如旧。”乃令散骑常侍裴秀、给事黄门侍郎钟会咸与大将军俱行。
  由上可知,当两军交战、决定胜负的紧要时刻,权臣司马昭仍旧不能离开尚书及散骑、黄门等机要官吏,一方面是让他们参与谋划,另一方面也是怕他们发动变乱。散骑侍郎官秩低,但系皇帝培养州郡长吏的对象之一。如《三国志》卷24《崔林传》注引《魏名臣奏》载曹丕诏曰:
  昔萧何荐韩信,邓禹进吴汉,惟贤知贤也。雄(王雄)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,吾宿知之。今便以参散骑之选,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,便大用之矣。天下之士,欲使皆先历散骑,然后出据州郡,是吾本意也。
  正因为散骑为培育人才之所在,所以不仅要求其人善于骑马,而且也要善于著述,比如刘劭为散骑侍郎时,曾受诏集五经群书,作《皇览》。后劭迁散骑常侍,又受诏作《都官考课》。《三国志》卷3《明帝纪》青龙三年(235年)注引《魏略》载曹叡曾将太子舍人谏书付散骑保存,可知散骑侍郎除规谏献纳外,还掌管书奏文件。
  由于散骑常侍时常接近皇帝,故常作为加官,用以尊崇文武大员。比如有权势的中书监、令刘放、孙资仍然都加散骑常侍。据清人洪饴孙《三国职官表》的统计,加散骑常侍职者有七十人左右。
  孙吴亦有散骑常侍的官号。如《三国志》卷**《王蕃传》言王蕃“与贺邵、薛莹、虞汜俱为散骑中常侍,皆加附马都尉,时论清之。”说明其职亦由士人担任,并系正员,而非加官。
  给事中与给事黄门侍郎 曹魏时,同侍中、散骑常侍一样既是内朝官又属加官的还有给事中及给事黄门侍郎。它们都参与共平尚书事。给事中因供职殿中,在皇帝身边备顾问,故称给事中,给事中多以加官出现。如黄初中,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加;曹真以中军大将军加;董昭以光录大夫加;苏林以博士加。太和中,刘放、孙资以中书监令加等。
  秦汉时,宫禁门皆黄色,故号黄门。给事黄门侍郎因在黄门内供职而得名。亦简称黄门侍郎。给事黄门侍郎除侍从皇帝、关通内外之外,还与侍中俱省尚书事,俱管门下众事,故亦称门下侍郎。后世所以称侍中为门下省亦因于此。魏钟会于正始中为秘书郎,迁中书郎。毌丘俭反于淮南,钟会随司马师东征,典知密事。司马昭辅政,会谋谟帷幄,迁黄门侍郎,封东武亭侯。说明黄门侍郎亦为亲密之任。
  蜀汉亦设有黄门侍郎。据《三国志》卷39《董允传》载:
  董允……后主袭位,迁黄门侍郎。丞相亮将北征……以允秉心公亮,欲任以宫省之事。上疏曰:“侍中郭攸之、费祎、侍郎董允等,先帝简拔,以遗陛下。至于斟酌损益,进尽忠言,则其任也。愚以为宫中之事,事无大小,悉以咨之。必能裨补缺漏,有所广益。若无兴德之言,则戮允等,以彰其慢。”
  当时董允的职务即为黄门侍郎,可见黄门侍郎的职掌主要是参谋议、拾遗补缺,与侍中相同,只是秩位稍次而已。
  中书监令 曹魏时尚书台固为总揽行政的机构,唯中枢实权仍逐渐向更加靠近皇帝的中书监、令转移。曹操为魏王时,设置秘书令,以处理尚书章奏。曹丕于黄初初改秘书令为中书令。又特置中书监,使之排在中书令前。监、令皆挑选文学通达的士人担任。若有密诏下达州郡或边将时,往往不经尚书,径自中书发出。因之逐渐形成中书监、令“实握事要”情况。遇有不测事变,中书监、令即可就近操纵其间,所谓“断割朝命”。本书前在述说曹叡临死挑选辅政大臣时,已详细论及中书监刘放及中书令孙资从中排挤燕王曹字而推教曹爽、司马懿,以致酿成司马氏专魏政的重大变局,足以说明中书监、令权势的炙热。此处自无庸再行赘述。
  中书监、令下,设有中书侍郎,简称中书郎。曹叡时,诏举中书郎,时吏部尚书为卢毓。曹叡因言:“得其人与否,在卢生耳。”说明皇帝对挑选中书郎相当重视。司马昭当权对,张华“迁长史,兼中书郎。朝议表奏,多见施用,遂即真”。司马炎在位时,荀勖久在中书,专管机事,后守尚书令,甚罔罔怅怅。或有贺之者,勖曰:“夺我凤皇池,诸君何贺我邪!”从荀勖这种因离开中书而怅惘的情况看,可知尚书台的重要权力已被中书省所夺。
  下面再谈谈与尚书令、司隶校尉号称“三独坐”的御史中丞。西汉初,御史大夫有两丞,一曰御史丞,一曰中丞(也叫御史中执法),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,外督部刺史,内领侍御史,受公卿奏事,举劾案章(即在殿中察举非法,中丞之名亦由此来)。西汉末,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,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率(实即执行旧御史大夫职权)。东汉及曹魏均如此,魏黄初中,一度将御史中丞改称“宫正”。旋复称中丞。史言魏以鲍勋为宫正,“百僚严惮,罔不肃然”。说明认真执行举动任务的宫正或中丞,还是为众臣畏惧的。陈群、崔林等均曾任御史中丞。中丞与司隶校尉都是纠察官。
  御史中丞和尚书一样,虽出自少府,权力大于少府,盖因专制皇帝为了控制群臣,常以小臣监视和举劾大臣,如州刺史秩位虽低于二千石,但领导二千石,而为一州之长,即其明例。
  次于中丞的有治书侍御史,掌律令。卫凯、陈群等曾为之。又有治书执法,掌奏劾。高柔、鲍勋等曾为之。鲍勋早时固执法忠直,得罪了曹丕,丕衔恨在心,终置之于死地,专制皇帝之制法不遵,类多如此。
  曹魏时,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,监察官的作用日益衰退。一次当大会,殿中御史(侍御史)簪白笔侧陛而坐,明帝问此何官主何事?辛毗曰:“此谓御史,旧时簪笔以奏不法,何当如今者,直备位,但联笔耳!”,说明监察官是趋于没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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